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故宮珍本叢刊滿文書目錄



 




故宮珍本叢刊

滿文書目錄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806458785











00、故宮珍本叢刊卷首
01、清文匯書 滿漢對照
02、清文啟蒙 滿漢對照
03、一學三貫清文鑒 滿漢對照
04、御製滿蒙文鑒 第1冊
05、御製滿蒙文鑒 第2冊
06、單清語聯清語 蒙文晰義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 第1冊
07、單清語聯清語 蒙文晰義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 第2冊
08、王叔和脈訣 第1冊
09、王叔和脈訣 慶隆舞樂章滿漢合譜集 笳吹番部合奏樂章滿蒙漢合譜集 梧岡琴譜 琴譜 賽紅    絲 連城璧 第2冊
10、內政輯要 中式滿蒙舉人題名 太宗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 甯壽宮萬記載 聖諭廣訓 聖祖    仁皇帝庭訓格言 欽定西域同文志 素書 西洋藥書 第1冊
11、內政輯要 中式滿蒙舉人題名 太宗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 甯壽宮萬記載 聖諭廣訓 聖祖    仁皇帝庭訓格言 欽定西域同文志 素書 西洋藥書 第2冊
12、歸蓮夢 八洞天 玉支磯 第1冊
13、歸蓮夢 八洞天 玉支磯 第2冊
14、滿蒙漢三體字書


2016年3月25日 星期五

康言:「新清史」論爭導論 (即將出版)


Introduction: New Qing History and its Controversy.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Mario Cams

About the Author
Mario Cams 康言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Macau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d in Sinology from KU Leuven University, 2015.

Publications
1. Journal articles 
Cams, M. (forthcoming 2016). The Role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Huangyu quanlan tu 皇輿全覽圖.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ijing: Science Press).
Cams, M. (2014). Restituting Church Buildings and Negotiating Church Factions: Missionary Mapmakers and the Making of Local Networks (1712-1716).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4:9, 489-505.
Cams, M. (2013).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ocuments in a branch of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5, 48-56.
Cams, M. (2013). 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Imago Mundi, 66 (1), 51-69.
Cams, M. (2013).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The Sino-European Effort to Measure China, c.1685-1735. Imago Mundi, 66 (1), 143-144.
Cams, M. (2012). The Early Qing Geographical Surveys (1708-1716) as a Cas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esuits and the Kangxi Court.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4, 1-20.

2. Book chapters 
Cams, M. (forthcoming 2016). 18th Century Qing Atlas Production and Its European Connections. In: Saraiva, Luís (ed.). History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V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ams, M. (2014).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and th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In: O'Malley J., Ribeiro R. (Eds.), Jesuit Mapmaking in China: D'Anville's "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1737), (Early Modern Catholicism and the Visual Arts Series 11), Philadelphia: S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37-50.
Cams, M. (2012). The Early Qing Geographical Suveys (1708-1718) as seen through the 'Folded Memorials with Vermillion Endorsement of the Kangxi Reign'. In: Globalization and Glocalization in China, Leiden: Shilin, 203-250.

3. Thesis
Cams, M., Standaert, N. (sup.) (2015).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Maps, Instruments and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 1685-1735).



2016年3月23日 星期三

滿文《滿洲實錄》譯編





作  者:祁美琴 強光美
出版時間:2015-10-22
ISBN:978-7-300-21579-2
定價:¥49.00


內容簡介
《滿洲實錄》成書於天聰年間,是清代記述滿族崛起和努爾哈齊時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書。現存《滿洲實錄》滿、漢、蒙三體文本中,滿、漢文的內容並不完全對應,說明漢文本不是滿文的直接譯寫,學界普遍認為滿文《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更高。本次譯編出版,是在對滿文部分進行重譯的基礎上,將滿文(轉寫方式)、原存漢文、新譯漢文對照排印,以便於學界更好地瞭解三者之間的異同,充分發掘和利用《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


前言
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最多,流傳下來的有《滿洲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尤以《滿洲實錄》最為特殊,它不似其他實錄滿、漢、蒙三種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體文合璧,且附帶插圖,形式上獨樹一幟,成書上也疑點頗多。正因為如此,從《滿洲實錄》被發現那一刻起,對它的討論就從未中止過。以內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潤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該書的研究上建樹頗豐,並一度取得領先地位。在中國,臺灣學者也不甘落後,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是該領域的專家;在大陸,對《滿洲實錄》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國時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單士元等,就對該問題予以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後,王鐘翰、秦國經、鄭天挺、薛虹、郭康松、齊木德道爾吉、達力紮布、喬治忠、謝貴安、楊勇軍等人先後發表了不同見解,將《滿洲實錄》以及清實錄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滿洲實錄》成書問題
1.《滿洲實錄》與《太祖實錄圖》的關係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存,最早對其進行記錄的是《舊滿洲檔》,據天聰九年(1635)八月八日記載:“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舊滿洲檔》第九冊,臺北影印本,4415頁。漢譯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製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製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太宗文皇帝實錄》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4,天聰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太祖實錄圖》(或稱《太祖實錄戰圖》)乃《滿洲實錄》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結論的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1905年他發現了深藏盛京崇謨閣的《滿洲實錄》,後介紹於世,並根據《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九年八月乙酉條的記載及《滿洲實錄》末尾《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詩注“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通過二者的結合、對應,進而認為二張所繪《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國朝宮史續編》、《開國方略聯句詩》的注釋和《滿洲實錄》末尾注釋有大致相同的記述,支援了內藤的說法。

國內學者也大都贊同此觀點。徐中舒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說過“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82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的話。20世紀80年代,單士元在整理清代實錄時說:“皇太極(清太宗)天聰九年曾為其父努爾哈赤(清太祖)編纂一部有圖有文記錄開國事蹟和其他事蹟的實錄,題名《滿洲實錄》。”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秦國經等在介紹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時說:“天聰元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1635)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州實錄》。”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另外,白壽彝、郭康松、瞿林東、薛虹、喬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太祖實錄圖》與《滿洲實錄》是同一部書的觀點。這一看法已成定論,似無疑義。

但是,2002年,對清實錄研究頗有心得的日本學者松村潤發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對《滿洲實錄》重繪自《太祖實錄圖》一說提出質疑。經他考證,《太祖實錄圖》只是圖畫本,不可能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據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重繪的,沿襲了其滿文本八卷八冊的樣式,但並沒有照錄其內容,而是完全依據順治重修本的內容繪寫。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學者陳捷先就通過滿文清實錄的研究,發現《滿洲實錄》的滿文部分與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滿文內容幾乎一致的事實,他從而推論,《滿洲實錄》的附圖部分來源於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無疑,但文字部分卻是取自順治本武皇帝實錄。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臺北,大化書局,1978。

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楊勇軍在松村潤、陳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滿洲實錄》不是重繪自《太祖實錄圖》,而是乾隆朝官方偽造的最後一本努爾哈齊實錄,成書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來,《太祖實錄戰圖》只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冊,《滿洲實錄》中清高宗題詩注文所言“實錄八冊”為《太祖實錄戰圖》八冊,而非後世學者以為的《滿洲實錄》八卷。他同意陳捷先提出的該書內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之觀點,但是圖畫部分則“是在‘重繪’77幅《太祖實錄戰圖》的基礎上還補繪了關於滿洲起源神話的6幅圖”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不過,長期以來,學界雖然普遍認同《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但是對其名稱,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天聰九年(1635)完成的插圖本,初名《滿洲實錄》,如單士元曾說:“天聰年間繪圖本,原來只題滿洲實錄,亦未稱太祖實錄。”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認為,《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是乾隆時才有的,因為該書附有插圖,所以乾隆帝題為此名。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甯師專學報》,1997(1)。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
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稱,《滿洲實錄》原名《太祖實錄戰跡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繪寫本成書時,才改題現名。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五卷,2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東在《中國史學史綱》中也採用此觀點。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400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但是他提出該實錄原名既不是《滿洲實錄》,也不是所謂《太祖實錄戰圖》,而應稱為《太祖實錄圖》才對。並且,《太祖實錄圖》也不是正式名稱,只是對實錄圖文並茂的形象描述語而已,早期實錄藍本沒有正式名稱,“其實,從重繪《滿洲實錄》時稱之為‘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等等,也可見原並非正式定名為‘太祖實錄圖’,無非是太祖的實錄的圖的意思罷了!”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至於乾隆時期為何摒棄《太祖武皇帝實錄》,突然重繪《太祖實錄圖》,並改稱《滿洲實錄》,作者表示難以理解。他對此次重繪改名的原因給出了可能的解釋,將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滿洲源流考》聯繫起來,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突出滿洲稱謂。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與薛虹一樣,喬治忠也指出“太祖實錄圖”不是一個正式名稱。《太宗文皇帝實錄》中的“太祖實錄圖”字樣,只是後來對該圖的一種稱謂,天聰年間並無此稱。乾隆朝對《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稱謂有多種,如“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圖本”、“太祖戰圖實錄”等,直到重繪寫本時才正式定名“滿洲實錄”。不過,在“滿洲實錄”正式定名的時間問題上,他與薛虹發生分歧。薛虹認為《滿洲實錄》定名於乾隆四十六年,而喬治忠則認為,正式定名《滿洲實錄》最早也應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後的事了。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筆者亦認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只是太宗讓畫工根據“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製圖冊而已,並沒有提到該書的名稱,可見當時還沒有命名。至於《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出現的《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想必是後來所取。從上述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實錄圖》極有可能就是《滿洲實錄》初纂本。

2.《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
與《太祖實錄圖》密切相關的是另一部努爾哈齊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二者之間關係如何,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同時也存在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兩部不同的書,二者之間沒有直接聯繫。徐中舒說:“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實錄》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這兩部實錄,都成于瀋陽朝廷。”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將它們稱為兩部實錄。孫文良曾稱讚皇太極統治時期“編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是清朝的建國史,也是成文的滿族勃興史”孫文良:《〈滿洲源流考〉辨析》,載《社會科學輯刊》,1987(3)。。可見,他也是將這兩部書當成不同的實錄對待。郭康松在《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一文中也判定《滿洲實錄》八卷成書于太宗天聰九年(1635),與《太祖實錄戰圖》是一回事,隨後又介紹《太祖武皇帝實錄》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並沒有說二者之間存在淵源關係。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甯師專學報》,1997(1)。齊木德道爾吉的《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一文,細緻梳理了太祖實錄的纂修過程,認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實錄》,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實錄》。到順治朝重修以後,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實錄》。此外,他還提及,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時問世的,還有漢文、滿文和蒙古文對譯的、帶有圖畫的《滿洲實錄》。但是沒有指出《滿洲實錄》的具體編纂過程和纂修時間,也沒有說明《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從作者的敍述中來看,似乎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淵源、師承關係,應是兩個獨立的版本體系。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內的多數學者都認同《太祖實錄圖》成書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師承關係,《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太祖實錄圖》的基礎上加工改編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跡之圖,每圖帶說。既成,而又摘圖中之說,別為一本。兩皆名之曰武皇帝實錄。”之所以稱為實錄,是仿照“中土舊有之帝王體制”,但其實他們不知實錄為何物,故而文字、體例與歷代實錄不合,這就造成了早期的實錄與後來的實錄在文字、體例上的差異。參見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從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認為,《太祖實錄圖》成於天聰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太祖實錄圖》成書後,剔除插圖而改編的純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當時都稱之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或者可以說,《太祖實錄圖》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模本。孟森又講到,康熙時重修太祖實錄,謂之《太祖高皇帝實錄》,雍乾時期再加修改,為太祖實錄之定本。因為帶圖本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損,所以摹繪了新本。新本有些許改動,與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參見上書,482頁。可見,他認為《太祖實錄圖》、《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定本《高皇帝實錄》、乾隆重繪本《滿洲實錄》是一脈相承的。

單士元在整理實錄之劄記中,師承導師孟森之說,也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清太宗皇太極“將滿洲實錄中的圖畫撤去,整飭文字”,改編而成的。參見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是實錄圖成之後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實錄圖去圖尊諡寫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載《輔仁學志》第7卷1—2期,1939。。莊吉發也持此觀點,因《太祖實錄圖》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所乙太宗命人“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實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輯告成,題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共四卷四冊,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就是清太祖朝實錄的初纂本”莊吉發:《清史拾遺》,100頁,臺北,學生書局,1992。 。

鄭天挺稱《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于崇德元年(1636),取材于《滿文老檔》和《滿洲實錄》等滿洲初期的資料。參見鄭天挺:《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看滿族族源》,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3)。可見,他雖認為《滿洲實錄》和《太祖武皇帝實錄》不是同一部書,《滿洲實錄》早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但強調《滿洲實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一個重要史料來源,二者在文字上存在諸多聯繫。

對清代檔案素有研究的秦國經介紹了清太祖實錄的大致纂修過程。天聰元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洲實錄》。書中記事均先圖而後說,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所以,不久太宗又命國史館大學士希福、剛林等,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太祖圖錄,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改編完成。順治時曾再度修改過。康熙時,命大學士勒德洪為監修總裁官複加修改,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實錄》,合凡例目錄滿、蒙、漢文各十二卷。雍正十二年(1734)再加校訂,辨正姓氏,劃一地名,歷時六載,至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始告成書,共十三卷。存大內、皇史宬、內閣本均繕滿、蒙、漢文各一部。藏盛京本只繕滿文、漢文,不繕蒙古文。參見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通過他的介紹可知,作者認為《滿洲實錄》就是《太祖實錄圖》,該實錄採用先圖而後說的敍述模式。《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滿洲實錄》修成後對其改編而成,時間應在天聰九年以後至崇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說,《滿洲實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藍本,歷次改編的太祖實錄都是在《滿洲實錄》的基礎上加工完成的。其觀點與孟森等人大體相同。

1988年,薛虹在《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天聰九年(1635)八月告成的《太祖實錄圖》和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告成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反映纂修太祖實錄的一個過程。意思即,《太祖實錄圖》乃《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未完成稿。《舊滿洲檔》記載只賞賜了兩名畫工,且未舉行任何修書告成的儀式,原因就在於,天聰九年八月告成的只是圖,文字部分未竣。至於“太祖實錄圖”一說,也並非正式名稱,只是實錄未完成時一種形象的描述語罷了。到崇德元年全部書成後,不再用臨時稱呼“太祖實錄圖”,而正式取“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名。他在文中做了大量工作以證實自己的觀點,“如果我的這些推測不錯,那麼《武皇帝實錄》和《太祖實錄戰圖》應該是一回事,始修於天聰七年,到崇德元年十一月全部告成”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喬治忠贊同薛虹的觀點,並補充考析。他反對將《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截然視為兩書,因為《滿洲實錄》是從《太祖實錄圖》繪寫成的,且文字部分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內容、結構、語句一一對應相合,二者之間不可能不存在聯繫。同時,他也不認同方甦生等人“開國實錄”是“去圖加諡”、僅有文字之書的觀點,而是認為《太祖實錄圖》乃整部《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組成部分,即其中的圖畫部分。經他的考證,《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至遲於天聰七年即已開始,到天聰九年,圖先成,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文字部分完全告成,太宗題名曰《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由此說明《太祖實錄圖》的繪成只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編纂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成果。

王靜芳在《清太祖實錄的編纂、版本及史料價值》一文中也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早在清入關前的天聰七年就開始纂修,到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全部告成。全書分為四卷,以滿、蒙、漢三種文字繕寫,書名定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即《太祖武皇帝實錄》)。參見王靜芳:《清太祖實錄的編纂、版本及史料價值》,載《集甯師專學報》,2001(2)。

綜觀目前的研究成果,薛虹、喬治忠等人的觀點似乎更有說服力,即《太祖實錄圖》的完成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告成反映的是太祖實錄纂修的不同階段,太祖實錄纂修自天聰七年(1633),天聰九年實錄圖成,崇德元年十一月全書始全部告成。
關於崇德元年告成的這部實錄的名稱,學界又有新的發現,因為據《舊滿洲檔》的記載,當時完成的應是“taidzu,taiheo i yabuha yargiyan kooli bithe”,即《太祖太后實錄》,不是太祖一個人的實錄,到順治重修時,才改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名: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漢文名:《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實錄》,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陳捷先、松村潤、達力紮布等都支持此觀點。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27頁;[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達力紮布:《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版本淺議》,見《滿學朝鮮學論集》,25~56頁,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

3.《滿洲實錄》的編纂問題
對於《滿洲實錄》的編纂過程,學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滿、蒙、漢三種文本的成書順序及《太祖實錄圖》原先的體式、是否有文字、文字的由來、繪圖與撰文的先後順序等問題上。
關於文本成書順序,陳捷先多次強調:“早期滿洲部族的文獻是先以滿洲文字記注,漢文本都是由滿洲文翻譯而成的。”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4頁。《滿洲實錄》作為滿洲的早期文獻之一,自然也不例外。

謝貴安對清實錄做過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他指出,籠統地認為清實錄先定漢文本,再譯成滿、蒙文本的觀點是不科學的,“滿、漢、蒙三種文本的修纂秩序,隨清朝漢化程度的加深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早期由於滿人漢化程度不高,再加上詔令、奏疏等檔案檔大都是用滿、蒙文書寫的,故修實錄時,先撰寫滿文本,再譯成漢文本和蒙古文本。參見謝貴安:《〈清實錄〉稿底正副本及滿漢蒙文本形成考論》,載《史學集刊》,2008(2)。
薛虹也認為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中首先完成的是滿文本,蒙古文本和漢文本都是滿文本的譯本。他通過《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的仔細校對,發現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比滿文本《滿洲實錄》在語言上更為古拙,二者間除表音綴字上的差別外,其他則無何不同。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與它的滿文本也極相近,說明原譯時修飾不多。而《滿洲實錄》的漢文本和滿文本的差異較大,說明在翻譯時修飾之處很多。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漢文本《滿洲實錄》在專有名詞的漢譯法上差異懸殊。他說,《滿洲實錄》漢文本的修飾,主要表現在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上,不僅比《太祖武皇帝實錄》為雅,比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修本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也有所雅化,如章甲改寫為章佳,俄朵裏改寫為鄂多裏,而乾隆五十一年修成的《開國方略》又有進一步的雅化。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齊木德道爾吉細緻考證了太祖實錄的編纂過程,“是先將滿文原件根據實錄編寫的需要撰寫為滿文實錄體文字,在此基礎上譯成漢文,最後從漢文譯成蒙古文。蒙古文同滿文原件有如此大的距離,說明譯成蒙古文時,根本看不到滿文原件,所根據的只是漢文和滿文實錄文字”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滿洲實錄》作為太祖實錄的一種,編纂過程亦應如此。與薛虹不同的是,齊木德道爾吉認為蒙古文本不是由滿文本而是由漢文本翻譯,參照滿文本而成的。也就是說,在三種實錄文字中,滿文本是最先成的,漢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後。

烏蘭齊木格曾對《滿洲實錄》的蒙古文部分做比對研究,發現蒙古文部分基本上與滿文部分內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記載不同于滿文本,而相同于漢文內容,並且有的蒙文內容和記載方法與漢文和滿文內容哪一個都不相同”烏蘭齊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獻編纂研究》,224頁,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從其所舉事例來看,蒙古文部分從滿文翻譯而來的可能性較大,但是有的地方也參照了漢文本。
學者們還就《太祖實錄圖》原先的體式,即原本有無文字,若有文字,是三體文合併帶插圖還是各文自成一部,文字的由來以及繪圖與撰文的先後順序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

有人根據《舊滿洲檔》以及《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實錄圖成、賞賜畫工,而沒有提及文字的記載,推測該書只有圖,無文字。代表者如松村潤,他認為,《舊滿洲檔》裏只有關於畫完圖的記載,並不是說完成了帶插圖的滿、蒙、漢三體文的太祖實錄,在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完成的只是繪圖,受賞賜的也只是畫匠而已。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楊勇軍將他的觀點進行了發揮,說:“從僅有二畫工得到賞賜上看,可知被後世所稱的《太祖實錄戰圖》,當時確實僅為圖冊,沒有文字。”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太祖實錄圖》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是一部帶插圖、有文字的體式特殊的早期實錄。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中國大陸學者孟森、單士元、秦國經及臺灣學者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持此觀點。孟森說:“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跡之圖,每圖帶說。”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明確表示圖畫皆帶有文字。秦國經等亦雲,《滿洲實錄》“書中記事均先圖而後說”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莊吉發稱:“此書先由巴克什額爾德尼修成,經庫爾纏增補,並由畫工張儉、張應魁繪圖。”莊吉發:《清史拾遺》,100頁。可見,該書是既有文字又有圖的。

薛虹等人還在文章中試圖證明《太祖實錄圖》確有文字。他說,既然稱之為“實錄圖”,則“繪圖之前必然有實錄稿本為依據”。另一個可以證明《太祖實錄圖》有文字的證據是,既然《滿洲實錄》依式重繪《太祖實錄圖》,且《滿洲實錄》是滿、蒙、漢三體文帶插圖的,那麼,《太祖實錄圖》(修成後改作《太祖武皇帝實錄》)也應該是既有圖又有滿、蒙、漢三體文的實錄。不能因《舊滿洲檔》的引文只提及實錄的圖繪製完成,無關於文字的記載,而望文生義地理解為《太祖實錄圖》只有圖,沒有文。此外,他還指出,這一實錄稿本早在天聰七年(1633)就已經開始纂修了。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筆者認同薛虹的觀點,因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英明汗的行事典例書被交付畫工張儉、張應魁繪製,英明汗的行事典例書,滿文原文“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其中“bithe”是書、文的意思,也就是說,繪圖之前確實是有文字為依據的,薛虹“繪圖之前必然有實錄稿本為依據”的說法不無道理。

如果實錄圖確有文字,那麼,這些文字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的呢?早期的學者如方甦生、松村潤都認為,入關以前所修《太祖武皇帝實錄》是三種文字分開各成一部的。薛虹在文章中小心翼翼地推測:“據《滿洲實錄》的體式,崇德元年告成的《武皇帝實錄》應為有圖之滿、漢、蒙三體文字的實錄。”不過,他又因現存世者為滿文本與漢文本分別繕寫而對此表示不確定,不知道到底是順治朝改修時才區別三體文字分開繕抄,還是原本分別為單本,而《滿洲實錄》合三為一,認為該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喬治忠則大膽推定,“其應為滿文、蒙古文和漢文三體合一並有圖穿插其間的體式”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撇開體式不論,《滿洲實錄》文字的由來,也是撲朔迷離。特別是隨著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發現,學者們將二者的文字對照,發現它們在內容、結構、用詞上高度相似,直接引發了人們對二者關係的思考。從早期的研究成果來看,多數學者都提出,《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從《太祖實錄圖》改編而來的,二者在文字上存在師承關係。但是,《滿洲實錄》的文字從何而來呢?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滿洲實錄》的文字似乎是從《太祖武皇帝實錄》抄錄改編而成的。最早系統而直接地提出此觀點的應為陳捷先,他在《滿文清實錄研究》一書中,通過一系列的比對、分析,指出乾隆時重繪的《滿洲實錄》“附圖仿繪於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而文字部分則取材照錄自順治年間纂修的武皇帝實錄,因而保存了滿文古老的風格與樸實的特點”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同時,《滿洲實錄》在重抄的過程中,又改正了原書中的若干手民之誤,所以它的準確度更高一些。參見上書,100頁。
松村潤提出另外一種設想,即《太祖實錄圖》只是繪畫本,不能作為《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乾隆年間根據乾清宮藏盛京舊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重繪寫的。但不是照樣繪寫崇德初纂本的內容,而是依據順治重修本內容,照錄了順治重修本改寫過的開國紀的記載,只有在卷數上沿襲了崇德初纂滿文本的八卷八冊的樣式。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楊勇軍則認定《滿洲實錄》是乾隆時期的偽書,其文字部分是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至於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舍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而採用《太祖武皇帝實錄》為本,“就是因為後者史料上更加接近原始,語言上更為質樸,這樣偽造出的《滿洲實錄》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書”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二、《滿洲實錄》及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現存狀況
關於《滿洲實錄》以及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現存狀況,根據以往學者的考察、研究,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滿洲實錄》的現存版本及出版狀況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得見,學者們只能從《舊滿洲檔》等滿洲早期史料中推測該書的存在。方甦生、陳捷先等先後猜測其大概是在嘉慶二年(1797)的乾清宮交泰殿火災中被焚毀了。

乾隆重繪《滿洲實錄》三部,分別尊藏於上書房、盛京崇謨閣和避暑山莊。根據檔案的記載,這三部實錄應該是同源的,文字內容一致,只是成書時間有早晚以及形式、裝幀等略有差異。現在這三部實錄皆存於世。其中,上書房本收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盛京本收藏在瀋陽遼寧省檔案館,避暑山莊本則流落於日本,據松村潤文可知,收藏地點應是日本東洋文庫。松村潤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中,有“現在東洋文庫裏所藏熱河避暑山莊本”一句,可推知該本的收藏地點。

1905年,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在盛京崇謨閣發現了尊藏的《滿洲實錄》,並介紹於世。
日本學者山本守在瀋陽故宮見到滿、漢二體文本。該本無圖,只列圖名於每冊之首,避諱處貼有黃簽,簽下明記名字,漢字專有名詞比三體《滿洲實錄》中所譯漢字稚拙。山本斷定此本修於乾隆八年(1743)。參見[日]山本守:《滿漢二體之滿洲實錄》,載《滿洲史學》,第1、2輯。

1930年,遼寧通志館委託東北大學印刷廠影印出版了盛京藏本《滿洲實錄》的漢文繪畫本。其中滿文和蒙古文部分被刪掉,並參照無諱名的瀋陽故宮二體本,對盛京三體本正文人名的空白處進行了填補。

隨後,傳聞盛京本不知所蹤,近來為學者證實應為遼寧省檔案館現存本。
從1933年開始,在羅振玉、內藤虎次郎的推動下,偽滿國務院、“滿日文化協會”以盛京崇謨閣藏本為底本[其中,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至六月的七冊、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至九月的五冊是向北平故宮博物院抄補的,《清德宗實錄》、《宣統政紀》為溥儀藏本],由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東京單式印刷公司承印,影印了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實錄和《滿洲實錄》、《宣統政紀》,至1936年底全部完成,總名曰《大清歷朝實錄》,共1220冊,分裝122函,共印300部。除發售的200餘部外,餘下者皆封存于瀋陽文溯閣。早在竣工之前的1935年1月,滿、漢、蒙三種文字合璧繪圖的《滿洲實錄》8冊和《太祖武皇帝實錄》13卷計2冊,一共10冊已經先期出版了。參見陳象恭:《談清實錄和清史稿》,載《歷史教學》,1957(1)。不僅將《滿洲實錄》收入其中,而且還初次對學界介紹了它的滿文和蒙古文本。不過,這套《大清歷朝實錄》是一個篡改本,偽滿在影印時,根據日方的要求曾作過一些挖改。有學者專門對此進行了考證。

1934年,北平文殿閣國學文庫出版鉛印本《滿洲實錄》,以避暑山莊本為祖本。1937年再版,藏於國家圖書館。

1938年1月,今西春秋刊行了《滿和對譯滿洲實錄》,即先用羅馬字轉寫滿文,在語句下麵用日語逐句翻譯,並在下段附上漢譯。後來,他又用羅馬字轉寫了蒙古文部分,並逐句譯為日文,準備出版《蒙和對譯滿洲實錄》,未成而卒。1992年2月,菅野裕臣整理今西春秋的遺稿,以《滿和蒙和對譯滿洲實錄》為題出版發行。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國家圖書館即收有今西的《注音滿洲實錄》。
1964年,臺灣華聯出版社翻印了偽滿本《大清歷朝實錄》。

1968年,臺灣華文書局根據偽滿本影印,但為縮印本,精裝93冊,仍名《大清歷朝實錄》。
20世紀80年代初,遼寧社科院複據臺灣華文書局縮印本影印《大清歷朝實錄》。本處採用謝貴安的觀點,馮爾康認為是據偽滿本影印的。

1985-1987年,為恢復清實錄的原貌,中華書局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遼寧省檔案館所藏的皇史宬、乾清宮、內閣和崇謨閣藏本,合匯配成了一套完整的漢文清實錄,影印出版,正文共4433卷,目錄42卷,16開本精裝60冊。其中,《滿洲實錄》摒棄了盛京崇謨閣本,採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上書房小黃綾本,從而使上書房本正式公開於世。全書共有8卷,分上、中、下三欄,分別以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末尾有乾隆重繪時的題詞。這部實錄是目前通用的實錄版本。馮爾康對其評價甚高,認為“這個本子底本精,使用方便,為清實錄的最好印本”馮爾康:《清史史料學》,41頁,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2.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流傳、出版情況
崇德本太祖實錄未得流傳,順治本太祖實錄原本也已不見。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於1932年1月出版印行《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四卷,神田信夫、齊木德道爾吉等都認為所據底本應該是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因此,《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其實就是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重排本。參見[日]神田信夫:《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見《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1934年,北平刊行的國學文庫本只可見到漢文。同年,金毓黻將其變成縮小了的通志館本,文字部分活字排版,收入《遼海叢書》。

日本學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內國史院檔中有太祖時期的內容,據松村潤研究,這部分檔案是崇德初撰本《太祖太后實錄》稿本之一,可以確定的是《太祖太后實錄》中缺少有關長白山的內容。他經過細查該館所藏的順治重修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再次確定有關長白山的內容是順治重修時插入的。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現存世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漢文抄本四卷四冊,計三部(三種),均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後移到臺北“國家圖書館”。此本的影印本被收錄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圖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許多學者認為此本即是崇德年的原修本,如齊木德道爾吉等均持此觀點。而方甦生、莊吉發、松村潤、薛虹等人先後主張此本是順治年間的重修本。方甦生建議稱之為順治“改繕”本,因其中增刪之處似不甚多,夠不上重修程度。參見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載《輔仁學志》第7卷1—2期,1939。

順治重修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現存三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北平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本、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或稱美國國會圖書館本)。其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為正本,其他兩本是抄寫的副本。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是完整本,其第一卷和《滿洲實錄》第一、二卷內容幾乎一樣,只有部分地方有細微差別。而其他兩本是從《滿洲實錄》的第三卷開始的,缺第一冊。對北平圖書館本和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都分別做過詳細調查和考證。

在抗日戰爭時期,包括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在內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曾被送往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以避戰火。戰後,美國國會圖書館把這批善本的微型膠捲送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三田村泰助調查了《滿文書籍聯合目錄》中的滿文本《滿洲實錄》後,介紹了它和崇德初纂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即雖是同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一樣的四卷本,但根據頁面更改及卷數的不同可推測,它不同于漢文本,而應與《滿洲實錄》一樣分八卷,而且沒有相當於第一、二卷的部分,是從相當於《滿洲實錄》第三卷處開始的。這與《滿文書籍聯合目錄》所載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照片對比看,雖然書法的形式、書體、標點符號及所記述的內容完全一樣,可是在各行中所含字數方面,還是有若干差別,因此表明它們是不同的版本。而且,經與《滿洲實錄》滿文部分對校,在專有名詞所用綴字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這可由人名來驗證。因此,他認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本雖不是崇德初纂本,但在形式和內容上應是相同的書。參見[日]三田村泰助:《關於新近獲得滿文清太祖實錄》,載《立命館文學》,141號。

隨後,今西春秋前往北平圖書館,得到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照片,並發行了其複印本。根據其題解,這和《滿文書籍聯合目錄》登載的照片相同,同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一樣,第一冊從《滿洲實錄》第三卷開始,缺少第一、二卷。其題目能認讀為:daic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他指出,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本校對,兩書完全相似的地方有若干處。但也有因語言相差而引起意思相差之處,還有意思相同但綴字有差異之處。北平圖書館本字的寫法不規則,書寫也不成熟,故而,可推測其書寫年代應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之前,也可能就是崇德初纂的原本。北平圖書館送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現已歸還,藏在臺北“國家圖書館”。

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滿文本一部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漢文本在中國大陸、臺灣均已亡佚。唯日本有幾部康熙重修本的《三朝實錄》抄寫本完好遺存,並於1807年以寫本為依據編纂了《清三朝實錄采要》,共16卷,刊行於世,其中包括《太祖高皇帝實錄》。現在知道的此書版本有四種,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內閣文庫藏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圖書館藏本(還有一部東洋文庫藏本,系1920年抄寫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圖書館藏本)。據日本學者神田信夫考證,前兩部為中國寫本,後兩部為日本寫本。神田信夫還對它們的來歷做了詳細的考證。參見[日]神田信夫:《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見《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

據齊木德道爾吉介紹,滿文本太祖實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Daicing guruni taizu horonggo enduringge huwangdi yargiyan kooli”(《大清國太祖武聖皇帝實錄》)四卷本和“Daicing guruni taizu dergi huwangdii yargiyan kooli”(《大清國太祖高皇帝實錄》)十卷本。他根據太祖的諡號和各本的卷數判斷,前者一定是順治本,後者無疑是乾隆本。至於蒙古文太祖實錄,除了《滿洲實錄》的蒙古文部分,至今也只有乾隆定本傳世,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9年由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黃綾本原件影印出版。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乾隆定修滿、漢、蒙三體文本今日俱在。偽滿國務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歷朝實錄》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清實錄》中所收的太祖實錄,其底本即使有相異之處,但均系雍乾重修本。

1931年,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內閣實錄庫藏本為底本,排印了《太祖高皇帝實錄》。
1978年,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清太祖實錄稿本》,收入《清初史料叢刊》。
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潘喆等編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一),收錄四卷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1989年,上海書店影印《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收入《清代歷史資料叢書》。
1989年,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乾隆定本蒙古文本《清太祖實錄》。

三、《滿洲實錄》的文本研究和史料價值
目前學界對《滿洲實錄》的文本也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滿文本和漢文本的文字考察上。學者通過對比、校勘,發現滿文本較為質樸,保留了不少原始的記載,而漢文本則做過諸多潤飾和改動,文字上較為文雅。在對文本進行考察的同時,《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如何,各人也有不同的衡量標準。

在清實錄的研究中,學者陳捷先是為數不多的研究滿文本的專家之一。他將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殘三卷(全帙為四卷)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滿文部分一一校勘,發現兩書的滿文部分內容相同,僅在文字上略有差異,“滿洲實錄的內容可以說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記載完全一樣,只有幾個字或詞寫法略有不同”,“滿洲實錄的內容與武皇帝實錄的沒有區別,而僅僅把一些不正確的發音和筆誤寫錯的字改正了而已”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77、78頁。。他進而認為,《滿洲實錄》的文字部分應是取材照錄自順治年間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實錄》,在抄的過程中更正了若干手民之誤,因此,史料價值更勝一籌。參見上書,100頁。整體而觀,《滿洲實錄》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文字頗具老舊風格,“不但行文簡樸,漢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亂的記載仍保留書中”。它的插圖形象直觀地展現了當時的明清交戰情形,滿、蒙、漢人的服式、武器、生活起居等,以及滿洲的獨特文化,“這一批圖畫已是僅存世界的瑰寶了”。特別是在其原本《太祖實錄圖》已不存在的情況下,《滿洲實錄》則顯得更加彌足珍貴,“無論從文字部分來看,或是就附圖部分來看,對研究清太祖努爾哈齊時代而言,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應該是高於其他清代的官書的”,“滿洲實錄是一部值得我們注意而史料價值極高的書”同上書,96、160頁。。

達力紮布也曾將《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第二至四卷的滿文本做過一一對照,發現“滿文部分除綴字和名諱貼黃外,幾乎絲毫不差”,二者在文字上的一致性說明,盛京舊本實錄八冊在乾隆年間重繪時內容未經刪改,基本保持原貌,這也是對《滿洲實錄》在保存史料方面作用的肯定。參見達力紮布:《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版本淺議》,見《滿學朝鮮學論集》,25~56頁。

對《滿洲實錄》漢文本的研究則更加充分。喬治忠對照順治繕錄本漢文《太祖武皇帝實錄》,發現《滿洲實錄》漢文部分與其內容一致,但文句有所修改,主要體現在人名、地名等譯音用字的規範化和雅化,對入關後極為忌諱的詞句予以修改以及文字的潤色上。不過他也指出,這種改變只限于漢文部分,滿文、蒙古文部分未加修改。滿、漢文本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原因在於乾隆帝在重繪《滿洲實錄》時,只派了幾名內閣中書繕錄,其職位低,無權擅自修改,也未負修改之責。但是漢文部分早在纂修《開國方略》之時就已經做了修改,這就造成了重繪本滿文未改、漢文修改的不協調狀態。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刁書仁在撰寫傳稿的過程中,經過對《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對讀與比較,發現《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所載史實基本接近。相比之下,《滿洲實錄》中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不僅比《太祖武皇帝實錄》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還雅化,但對個別重要史實的記載,《太祖武皇帝實錄》多保留歷史原貌,而《滿洲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則多改為溢美之詞,並增加了原來《太祖武皇帝實錄》未載的一些史實。參見刁書仁:《新修〈清史〉人物傳記太祖朝實錄史料研究》,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11)。作者在這裏所說的都是漢文本,滿文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薛虹在《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一文中,將乾隆修《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對勘,發現《太祖武皇帝實錄》相對更加原始,如對明始終稱“大明”,以屬國自居,而《滿洲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則改為對等稱呼,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諱飾。考慮到清朝實錄的一改再改,這種修飾美化和隱諱之傾向也愈發強烈,因此,作者建議:“今後太祖實錄的史料研究工作,應以滿文本為據加以對勘,在此基礎上不僅要同《舊滿洲檔》、《滿文老檔》以及其他清初檔案做比較考證,還要同明和朝鮮的文獻檔冊做比較考證,才可能取得太祖實錄的可信史料。”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這體現了治史者廣闊的視野和求真的精神。作者提出的要以滿文本為據加以對勘的方法,在今天看來,無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筆者通過對《滿洲實錄》滿文本的研讀以及與漢文本的對照,確實發現了許多差異,相對于漢文本的修飾篡改,滿文本的資訊更加全面、質樸、真實。

相對于滿文本和漢文本而言,蒙古文本則長期為中國學人忽視,反而是日本學者有過一定關注。今西春秋曾對蒙古文部分的史料價值和語言價值予以肯定,他說:“滿洲實錄的蒙文不僅有助於理解滿洲實錄,對蒙古語自身研究也有大的幫助,滿洲實錄的蒙文作為用蒙語寫的蒙文記錄,是距今很久的古老的東西。”可見,他是看過蒙文本的。松村潤有鑒於此,曾呼籲學界在這方面進一步發展。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今西春秋的話也轉引自此文。不過,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這種情況還未真正扭轉,對蒙古文部分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談到《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就不得不思考乾隆帝為什麼重繪《滿洲實錄》。只有弄清這一問題,才能在更加廣闊的背景下審視該書的社會意義和背後隱含的政治目的,進而更加準確地估量該書的史料價值。

乾隆帝摒棄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重繪《滿洲實錄》的真實原因所在一直是困擾史學研究者的問題。喬治忠對此給出了一種解釋。在他看來,繪寫《滿洲實錄》不是一項孤立的纂書工程,而是乾隆朝重整開國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久貯乾清宮的《太祖武皇帝實錄》被發現,乾隆帝以此本“開國實錄”為史料依據,敕修《開國方略》。隨後,他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重修開國史活動,目的是重振滿洲舊業,以開國史來教育皇室及滿洲貴族子弟,包括重新繕錄和譯寫《滿文老檔》、繪製《盛京事蹟圖》、編撰《滿洲源流考》、重修《盛京通志》、纂修《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及《滿漢大臣傳》等,他甚至親自撰寫了一部《己未歲薩爾滸之戰書事》。重繪《滿洲實錄》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開展的。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至於底本為什麼摒棄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而採用《太祖武皇帝實錄》,作者的解釋是,乾隆帝此舉意在突出勇武純樸之風,強調保持滿洲舊俗,而入關前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恰恰是“文直事核,足資垂信”。

楊勇軍甚至提出,不應該稱之為“重繪”,而應是“偽造”。《滿洲實錄》原先並無底本,是乾隆時期在一本圖冊(即《太祖實錄戰圖》)的基礎上補繪了6幅圖,還補充了文字而修成的。偽造的原因在於,乾隆時期為了“闡明滿洲是自天而降,與明朝毫無隸屬關係,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冊有圖無文的《太祖實錄戰圖》。於是,他們依託《太祖實錄戰圖》原有的77圖為基礎,新補入6圖和文字,以與真跡竄亂,製造了偽史《滿洲實錄》,來充當滿洲起源的證據”。在認定《滿洲實錄》是偽書的前提下,作者對該部實錄的史料價值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不應過高地估量《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因為它“本身絕對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各種原始檔案相比,實為第二手材料,史料價值不高”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筆者通過對《滿洲實錄》滿、漢文本的研究,發現滿、漢文本之間存在諸多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敍述上,滿文本更為清晰、詳細、生動,漢文本則較簡略,敍事相對模糊;資訊傳遞上,滿文本傳達的資訊相對漢文本多得多,但在有關明朝地名、人物官職等資訊上也有錯誤之處,漢文本有所修正;語言上,滿文本更為質樸、直率,漢文本則進行了多處潤色,語言更加優雅、簡練;立場上,滿文本更加貼近史實,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記錄,漢文本則完全站在滿洲的角度,別有用心地刪除或修改了一些對滿洲不利的資訊。很明顯,滿文本應是較原始的版本,漢文本是在滿文本的基礎上翻譯、加工而成的。

滿、漢文本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差別,則二者的史料價值也不可同日而語。滿文本紀實性更強,政治立場更加中性,貼近歷史原貌,保留的許多原始記錄為其他官書中所無。不僅如此,滿文本重視細節,其中涉及物品饋送及經濟往來的資訊,是我們研究入關前各部落社會經濟與發展水準的重要史料,對許多重大戰役的過程性描述是研究軍事史的寶貴素材,這批史料倘若被開發和利用,相信會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滿文本的語言質樸、原始,頗具古樸之風,對研究滿語的發展史也不無裨益。

相對于滿文本,漢文本修改力度大,語言上多有潤色,內容上較為精簡,政治色彩更加濃郁,史料價值略遜一籌。但是,總體觀之,漢文本不僅內容未脫滿文本,而且還對滿文本的許多錯記、缺載或手民之誤進行了一一更正和補充。因此,對漢文本的評價應客觀,不能因存在刪節和潤飾而一味貶低其價值。

此次《滿洲實錄》的漢譯,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生選修課“滿文的閱讀與翻譯”課堂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是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專案“滿文、滿文文獻與清史研究”的子專案之一。參與翻譯的有強光美、褚紅霞、詹奪、孟修諸同學,後期的譯文整理、滿文轉寫工作,均是由強光美同學完成的。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次譯文底本為中華書局影印本《清實錄》中收錄的三體文合璧的《滿洲實錄》本,正文中的楷體部分漢譯文錄自《滿洲實錄》漢文本,宋體部分漢譯文為此次新譯。



作者簡介

祁美琴,鄂爾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內務府》、《清代榷關制度研究》,近兩年的代表性論文有《清代蒙旗社會喇嘛教信仰問題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清代宗教與國家關係簡論》等。
強光美,安徽蕪湖人,198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碩士學位論文為《清代內務府大臣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歷史檔案》、《滿族研究》、《北京檔案史料》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


米丹尼論清朝中衰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uthor: McMahon, Daniel.
Series: Asian States and Empires (Book 6)
Hardcover: 224 pages
Publisher: Routledge, 2015
ISBN-10: 1138791040
ISBN-13: 978-1138791046

The many instances of regional insurgency and unrest that erupted on China's borderlands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e often regarded by scholars as evidence of government disability and the incipient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This book, based on extensive original research, argues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 response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went well beyond pac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erial political culture was dynamic, innovative and capable of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he author highlights in particular the Jiaqing Reforms of 1799, which enabled national reformist ideology, activist-oriented administrative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sed frontier officials, comprehensive borderland rehabilit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best practic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verall, the book shows that the Qing regime had sustained vigour, albeit in difficult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able of contents

List of illustrations vii
Acknowledgments ix
Abbreviations xi
Introduction 1
Part 1 Transitions in education and ideology 15
1 The Yuelu Academy and Hunan's nineteenth-century turn toward statecraft 17
2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Jiaqing Reforms 42
Part 2 Management of the Hunan Miao Frontier 59
3 Identity and conflict on a Chinese borderland: Yan Ruyi and the recruitment of the Gelao during the 1795-7 Miao revolt 61
4 New order on China's Hunan Miao Frontier, 1796-1812 86
Part 3 Management of the southern Shaanxi highlands 103
5 Q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ern Shaanxi highlands: state perceptions and plans, 1799-1820 105
6 Southern Shaanxi border official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132
Part 4 Management of the Guangdong coast 163
7 Qing highland precedent, Yan Ruyi, and the defense of the Guangdong coast, 1804-5 165
Glossary 192
References 200
Index


About the Author

Daniel McMaho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去穆麟德」轉向:穆麟德拼寫法與《無圈點檔》


                                             新瓶舊酒 


《無圈點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清史」的學者提倡使用滿文資料雖然不新,但卻是正確的。遺憾的是所使用的穆麟德拼寫法是19世紀的舊物,與「後清」陸續出現的滿文資料嚴重脫節。 

哈佛大學歐立德(M. Elliott)的另一高足Macabe Keliher去年畢業,其博士論文 The Manchu Transformation of Li: Ritual,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1631-16902015)乃有關滿洲「帝國」empire入關前後「禮」的討論。[1] 

論文利用了以老滿文寫成的《無圈點檔》,但引文基本上用的卻是拼寫新滿文的穆麟德拼寫法,偶而兼用大陸的新拼法,如第六元音改用方便電腦輸入的v拼寫(見頁89)。不過,老滿文的特色,如表示「完成」的同動詞(converbum perfecti) –bi便不能適當、確切地顯示出來,以致韻味全失。

「新清史」提倡用滿文,但卻用古舊的拼寫法,新清史並不新。「新清史」的學者每喜談清史研究的種種新轉向,「去穆麟德化」此其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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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不稱「帝國」,入關前更非「帝國」。參看延伸閱讀1的短論。


延伸閱讀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6年3月12日 星期六

清代環境史



Across Forest, Steppe,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



AUTHOR: David Anthony Bello
DATE PUBLISHED: February 2016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MAT: Hardback
ISBN: 9781107068841

In this book, David Bello offers a new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China's last dynasty, the Qing (1644–1911), reli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ethnicity to incorporate the country's far-flung borderlands into the dynasty's expanding empire. The dynasty tried to manage the sustainable survival and compatibility of discrete borderland ethnic regimes in Manchuria, Inner Mongolia, and Yunnan within a corporatist 'Han Chinese' imperial political order. This unprecedented imperial unification resulted in the great human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at exists today. Using natural science literature in conjunction with under-utilized and new sourc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Bello demonstrates how Qing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empire was dependent on a precise and intense manipul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s.

-Combines under-utilized and new sourc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ith natural science literature
-Complements a general professional and publishing tren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lating both to China and to glob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ffers a new,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China's last dynasty reli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ethnicity to incorporate China's borderlands into its expanding empire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Qing field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 The nature of imperial foraging in the SAH basin
3. The nature of imperial pastoralism in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4. The nature of imperial indigenism in southwestern Yunnan
5. Borderland Han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6. Qing environ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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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ell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


Selected Publications
1. "Relieving Mongols of Their Pastoral Identity: The Environment of Disaster Management on the 18th Century Qing China Step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19.3 (July 2014): 480-504.
2 . "The Cultured Nature of Imperial Foraging in Manchuria," Late Imperial China 31.2 (Dec. 2010): 1-33.
3. "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 Modern China, 31.3 (July 2005): 283-317.
4.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2005.
5. "The Venomous Course of Southwestern Opium: Qing Prohibition in Yunnan, Sichuan and Guizhou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No. 1, November 2003.

2016年3月11日 星期五

康熙51年諭土爾扈特Ayuki阿玉奇汗敕書之滿文誤記


enen 與  aγa

在阿拉騰奧其爾的近著《清朝圖理琛使團與異域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525後附有一康熙51420日諭土爾扈特阿玉奇汗滿蒙文敕書。


此敕書較罕見,滿蒙文對譯,無漢文,其中第4-5行的šajin ergengge-be taiifin-i jirγacun-de isibure, saiin algin abqai enen adali wasinjire jaqade中的enen一字,意為「後裔」,但其意與前後文明顯並不協調。




阿拉騰奧其爾說汪玉明先前將之翻譯做「雨」(頁96-97),全段譯作「勝譽如同天雨降下」,故依其說。其實,汪玉明的翻譯應是據蒙文本的qur-a()一詞而來。上引文的對譯蒙文作šasin amitan-u tusa amuγulan-un qamuγ kűsel-i qur-a metű oroγulqu kemen(4行) 雖然不是逐字對譯,但從文意可知enen應即蒙文敕書內的qur-a. 由於滿文enenaγa(雨)兩字字形相近,故應是筆帖式抄寫滿文時出錯所致,蒙文為原本。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羅友枝新著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作者: Evelyn S. Rawski
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 2015-6-5
頁數: 349
定價: USD 29.99
裝幀: Paperback
ISBN: 9781107471528


In this revisionist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 Evelyn Rawski challenges the no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linear narrative of dynasties domina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and Hans Chinese culture from a unique, peripheral perspective. Rawski argues that China has been shaped by its relations with Japan, Korea, the Jurchen/Manchu and Mongol States, and must therefore be viewed both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regional framework, and as part of a global maritime network of trade. Drawing on a rich variety of Japanese, Korean, Manchu and Chinese archival sources, Rawski analyses the conflicts and regime changes that accompanied the region’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places Sino-Korea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ortheast Asian geopolitics, surveying complex relations which continue to this day.

Table of Contents
Acknowledgements
Note on transcription and other conventions
Introduction
Part I. China in Regional and World History:
1. The northeast frontier in Chinese history
2.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northeast Asia
Part II. Cultural Negotiations:
3. Unity and diversity in state rituals
4. Kinship and success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5. Identity issues: the civilized/barbarian discourse
Conclusion
Epilogue: drawing boundaries in northeast Asia
Bibliography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