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在滿洲》讀後感




梅英東(Michael Meyer)美國旅行作家,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曾在北京生活了十年,著有《消失的老北京》一書。他的新書《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直譯為一個叫做大荒地的村莊與中國農村的變遷」,致力於挖掘東北地區粗獷表像之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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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著行李箱,走出小月臺,眼前的大荒地與名字毫不相符:平坦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山腳下,黑色土地一看上去就非常肥沃」。
                                                   ——梅英東



滿洲的英文名稱「滿洲利亞」Manchuria,有人說意為吉祥、幸福、平安的土地。天聰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極把女真人改稱「滿洲人」,滿洲便成了民族的稱呼。辛亥革命後,將「滿洲人」通稱為「滿族」。因東北三省是滿族興業之地,又因漢語「洲」字有地名之意,用來假借,便把東北稱為滿洲,成為地名。19世紀末,因日本和俄羅斯等列強對這一物產豐富的地區的爭奪而為世界所熟知。

中國的東北有大約1.2億居民,有著煙霧彌漫的城市和酷寒的氣候,是資源豐富,文化繁榮,多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區域。書中的「大荒地村」位於吉林省昌邑區孤店子鎮,是作者妻子自小生長的地方,梅英東穿梭於東北,他的足跡提醒人們那些消失的歷史記憶的重要性。

東北村莊
梅英東曾談到:「從2000年開始,約有1/4的中國村莊漸漸消失,成為人口流動和城市重新規劃的犧牲品」。這使我想到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一書對今日中國村莊的定義——「中國:蓬勃的『廢墟』村莊」。他認為:「村落結構的變化,背後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變化。農耕文化的結構方式在逐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混雜的狀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在中國的鄉村進行著博弈,他們力量的懸殊是顯而易見的。村莊,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盤散沙,偶爾流落在一起,也會很快分開,不具有實際的文化功能」。不曾認識鄉村就不曾認識中國,因為鄉土中國如同中國的縮影。

《在滿洲》從大荒地村出發,寫村莊的生活,寫村裡的人,並由此擴展到這個村子外的世界,即東北區域,這其中有遊記,有與當地人的對話,有社會報告。他通過旅程把東北區域的各個歷史點串聯起來,審視廣闊的歷史背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及了一些西方讀者或許很熟悉的參考,比如電影《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還有溥儀,「二戰」前日本統治滿洲國的傀儡皇帝,也是著名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的主人公。

梅英東在書中開篇時寫道:「過去四百年以來,沒有一個地區能像滿洲一樣,對中國發揮如此大的影響力」。誠然,日本和俄國曾在滿洲歷史中扮演中心角色,但要說「外國人在滿洲舞臺上扮演統治角色,這在中國各地是獨一無二的」。

對滿洲歷史的回顧,作者選擇到該地區不同地方進行短途旅遊,譬如一些名字聽上去頗為陌生的城鎮與村莊,如「復亞」和「安然」,它們屬於早已「被遺忘的角落」。日本殖民時期的「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畫」(Millions to Manchuria),在鄉下地區所有的遺跡都已經消失殆盡。其中一座最廣為人知的移民村莊,是一九三八年位於大荒地村東北方六十五公里處的四家房。那裡建立了日本大日向村的分支。梅英東想尋覓日本殖民時期的「四家房」遺跡,經過一番找尋未果。在要搭火車回大荒地村的路上,巴士司機駛離了路線,在靠近橫跨那條河的新橋附近,放他下車,告訴他這地方就是四家房。四家房在解放後改名為「舒蘭」,這地方以前是日本的村莊。時間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滿洲國轟然崩落,許多日本移民在一起自殺了。當年雄心勃勃的殖民計畫,最終被蘇聯的坦克徹底碾碎。

柳條邊
書中提到三個地點,在讀完書後印象頗為深刻。這三個地點分別為柳條邊、三家子、旅順博物館。先來談柳條邊: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寫下《進柳條邊》時,描述其消退的情形:「我來策馬循邊東,高可逾越疏可通,麋鹿來往外時獲,其設還與不設同」。「柳條邊」亦名「盛京邊牆」,又名「柳牆」、「條子邊」。清楊賓《柳邊紀略》:「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柳條邊初設邊門二十一,後減為二十。每門有官兵駐守,稽察出入。

柳條邊有二條。一條從大東溝東南渤海起,經鳳凰城邊門到威遠堡折向山海關,主要防漢民偷渡;另一條從威遠堡東北,延伸到吉林市北的法特,防止蒙古牧民越邊界往旗地放牧。然而,柳條邊這道籬笆在乾隆年開始就逐漸失去它原有的功能。到了清朝後期,滿蒙漢諸民族面臨著沙俄的共同威脅,清政府果斷的廢棄了柳條邊,鼓勵漢族移民吉林黑龍江兩省。

柳條邊與長城不同,遺留下來的殘跡不多。一八八六年,有支英國隊伍探索整個滿洲地區,發現這道圍牆「比起今日的羅馬長城,更難發現其存在。不過,木製的閘道依然保留為海關關卡,一切的往來通行都得支付釐金。偶有見到土堆或一排樹標誌出原有的柵欄。」

歷史學者建議梅英東去找當初用來區隔滿洲和蒙古草原的西側柳條邊。那裡離清原縣二百公里,作者往西而行,在新民鎮下車問詢,多方打探之下,沒人聽過「柳條邊」。後他抵達彰武鎮,又折回三十公里,在當地地標似的一塊藍色招牌下停駐,一位姓方的農民停下拖拉機,詢問他有何事?在得知作者尋找柳條邊時,他答道:「你就站在上面」。這裡,曾經的柳條邊,現在可見的只有遍地種植的大豆和花生。政府曾經設立兩塊石碑,現在僅剩一塊,上面的碑文記述說:昔日大門前的大道就是蒙古與滿洲的分野。梅英東用乾隆《進柳條邊》詩中的最後一節為尋覓柳條邊之旅畫上句號:「意存制具細何有,前人之法後人守,金湯鞏固萬年清,詎細區區此樹柳。」

三家子
再來談「三家子」。三家子是東北最後一群還操持滿語的本地人所住的村子,位於今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裕縣。居民是三個旗民家庭的後代,在十七世紀時被派來此地防衛,抵抗沙俄入侵。因最初來到這裡的是計(計布出)、陶(托胡魯)、孟(摩勒吉)三姓氏,故名三家子。滿語在歷史上曾是滿族的共同語言,但至清代中後期,絕大多數滿族人先後轉用漢語。三家子村如今只剩下三人還能流利使用滿語,他們都已經八十多歲了。

在現今保存下來的清朝時期千萬份文件中,有二成左右是純滿文,除少數專家以外,其他人都難以辨識,可以說滿語已經「死掉了」。但是滿語詞彙卻又早已融入我們的生活中,兒時最愛吃、最熟悉的甜點「薩其馬」,是滿族入關後帶入京城的,「薩其馬」的名字,是根據滿語「sacima」音譯過來的。再如東北詞彙中很多都是滿語音譯詞彙,「吉林」滿文「girin」,是音譯漢語;「松花江」滿文「sungγari ula」,漢譯為「天河」,「烏拉」為江河之意,松花即「松阿察裡」的音譯;「圖們」滿語「tumen sekiyen,音譯「土門色秦」,「土門」為「萬」之意,「色秦」為「本源、源流」之意,即「萬水之源」。但無論如何,原始的滿文已經遠離今天人們的生活。最初的滿族文化大都也停留在遙遠的歷史中,滿文是研究滿族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學習研究滿文,是希冀留住一把打開歷史的鑰匙。

旅順博物館
在本書快接近尾聲的一個章節中,梅英東談到了他到訪的旅順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坐落於有「半部中國近代史」之稱的大連市旅順口區,其前身為日本殖民統治大連時期,始建於1915年的滿蒙物產陳列所。1916年定名為關東都督府滿蒙物產館。文革時期,遵循破「四舊」原則,文物需砸毀,好在當時館長機智,把文物事先裝箱,再利用障礙物進行遮擋,使博物館大多數文物逃過這場劫難,得以保存至今。1972年,旅順博物館在「文革」閉館後恢復開放,基本陳列為《歷史文物專題陳列》。

旅順博物館的劉館長向梅英東講了一段非常感人又意義深遠的話。這也是整本書非常觸動我的一段話:「我整個生涯,我的一生,都在保護那座博物館,還有裡面的一切。歸根究底,我愛我的國家,我是個歷史學者,我熱愛中國歷史,所有的一切,不論好壞、也不論光榮與卑劣。旅順博物館——它的地基、建築物、收藏品——代表東北獨特的歷史、以及中國歷史中非常多的部分。(博物館)是我們祖先所創建出來活生生的故事。」我想只有真正熱愛歷史,熱愛他所生長的這片的土地,從心底愛這座博物館的人才能講得出來。這段話是如此樸實無華,平實而真摯。

餘韻

       梅英談到他力求尋找不起眼村鎮的地標、歷史和它們如何影響著當下中國。譬如,在市民公園裡聳立著殘缺的日本的神道教神像,一間舊地主的院落,一塊雕刻成聖母瑪利亞的岩壁,一座與洋蔥頭形狀的東正教教堂比鄰而立的猶太教教堂。他認為這些都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很可惜,它曾經長期被忽視。

在梅英東筆下,這片土地的味道、歷史記憶、各色人物和正在發生的故事,撲面而來,栩栩如生。從滿洲到東北,它複雜斑駁的歷史似乎是一種循環,與遵循二十四節氣的傳統農作一樣,彼此呼應。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因現代化而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大荒地村企業正在飛速發展,農民被企業宣傳畫上所塑造的美好生活所吸引,「發展主義」推動或迫使農民們放棄土地與家園,完成從農民到企業員工的身份轉變,搬進加工廠旁邊建起的現代化公寓建築。白山黑水的傳統生活方式瀕臨消亡,歷史、自然、農事、人物,循環與中斷,變與不變,歷史的文化底蘊在消亡,新的文化尚未積累起來。

    白山蒼蒼,黑水泱泱,農民在改革的浪潮中一如既往地勞作,城市在歷史的煙塵中日新月異的發展。「只有對於不需要住在鄉村的人來說,鄉村生活才是浪漫的」。


參考資料:
1. 梅英東作、吳潤璿譯,《在滿洲 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新北:八旗文化, 2016年)。
2. 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
3.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頁1835。
4. 李喜林,<清代的柳條邊>,《蘭台世界》,1999年,第4期,頁38-39。
5. 關於柳條邊的歷史沿革可參看,滿洲國經濟部要員,周家璧著《滿洲之柳條邊》。



(陳爽,北京人,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通訊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00屆碩士畢業生 )


2017年3月16日 星期四

Studies on Xinjiang Historical Sources in 17-20th Centuries



作者: James A. Millward / Yasushi Shinmen / Jun Sugawara
出版社: The Toyo Bunko
出版年: 2010-1-1 頁數: 317
定價: USD 175.00
裝幀: Hardcover
ISBN: 9784809702259


作者簡介
※James A. Millward, 新免康との共編。2004年12月に箱根で開催された新疆史料に関する國際ワークショップの成果論集。

執筆者はSAWADA Minoru(澤田稔)、Amanbek JALILOV、SHINMEN Yasushi(新免康)、Timur K. BEISEMBIEV、KIM Hodong(金浩東)、SUGAWARA Jun(菅原純)、Thierry ZARCONE、Laura J. Newby、ONUMA Takahiro(小沼孝博)、HUA Li(華立)、Ildiko BELLER-HANN、Ablet KAMALOV、James A. MILLWARD(米華建)など。



目錄
Introduction
Three Groups of Tadhkira-i khwājagān:Viewed from the Chapter on Khwāja Āfāq
Addendum to the Turkic Translation of Tārīkh-i Rashīdī by Khwāja Muḥammad Sharīf
A New Source on Chinese Turkistan(1847-66) in the Tashkent Copy of Tuḥfat at-tavārīkh-i khānī
Easterm Turki Royal Decrees of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Janing Collection
Tradition and Adoption:Elements and Composition of Land-related Contractual Documents in Provincial Xinjiang (1884-1955)
Sufi Private Family Archives:Regarding Some Unknown Sources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ufi Lineages in 20th Century Xinjia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Sources in Manchu Relating to Xinjiang (c.1760-1912)
A Set of Chaghatay and Manchu Documents Drafted by a Kashgar Hakim Beg in 1801:A Basic Study of a“Chaghatay-Turkic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Materials in the Manwen lufu regarding Hui Muslim Migrants to Xinjiang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of Xinjiang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Uyghur Memoir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on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1944-49)
Towards a Xinjiang Environmental History:Evidence from Space,the Ground,and in Between



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文化的「隔」:一輪紅日





多年前,上滿文課時,教到其中一句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 ,有同學問文中的emu是限定後面的muheren還是šun呢?上星期,為了這句話,又和這學期修滿文課的同學討論了好幾個小時。

理論上,兩者都合乎滿文文法,但我們的文化背景告訴我們,前者才是正解。漢文有「一輪紅日」的慣用說法,如果不懂得這個慣用說法,很容易把這個句子理解為「一個/  像輪子一樣的/  紅太陽」。

首先,漢語「一輪紅日」的說法是約定俗成的,不能說成「輪紅日」。滿文句子中的emu明顯是依據漢語的「一」字翻譯而來的滿語不必將「一輪紅日」中的「一」字說出(胡增益,《新滿漢大詞典》551)。滿文班上的蒙古同學巴登其其格告訴我,蒙古語也不需要。

再者,「一輪紅日」中的「輪」字是個只起單純修辭作用量詞(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頁709),與表示單位的真正量詞有別。但既然是量詞,「輪」字一如三斤肉、七個人、十元錢中的「斤」、「個」、「元」這些表示單位的量詞一樣,與前面的數目字緊密聯合。

因此,「一輪紅日」不能理解為一/輪紅日,正確的斷句應為一輪/紅日,「一」限定「」,「一輪」再限定紅日,「一」與紅日無關。滿文的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既從漢文而來,那麼較切合漢文原意的翻法應是「像一個輪子一樣的  紅太陽」,而不是「一個/  像輪子一樣的/  紅太陽」。

       滿文的正確斷句是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宮囍 — 清帝大婚慶典




香港文化博物館
一樓專題展覽館一、二、五及聚賢廳
2016年11月30日 – 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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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大婚是國家的盛典,也是紫禁城內其中一項最隆重的慶典。清代從開國至1911年覆亡,僅有順治、康熙、同治、光緒四位皇帝在登基後才議婚納后,並在皇城內舉行大婚典禮。

清代皇帝大婚禮儀浩繁,既沿襲中原婚禮的傳統禮儀,也融合滿族的文化習俗,其中如納釆禮、大徵禮、冊立禮、奉迎禮、合巹禮和筵宴禮等,皆充份展示宮廷生活的尊貴奢華,彰顯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

這次展覽以上述四位清帝的大婚為核心,通過約153組從故宮博物院珍藏中挑選的大婚文物,包括文獻、畫像、服裝、首飾、妝奩器物、婚儀用品和宮廷樂器等類型,闡釋皇家婚禮的程序,讓觀眾深入認識清帝大婚的儀節。這次展覽重點展品包括金龍紐「皇后之寶」印章、光緒皇帝大婚時所穿的雙喜金龍紋袍服、滿族嫁娶時使用的多穆壺等,其中尤以展出的兩冊《載湉大婚典禮全圖冊》最為吸引,把光緒皇帝大婚的過程描繪得準確而精細。


金龍紐「皇后之寶」


明黃色緙絲彩雲蝠雙喜金龍紋男夾龍袍
清 光緒(1875-1908)


展覽分兩個展廳舉行。其中一個展廳在對出走廊佈置成故宮建築樣貌,內裡展品包括幾位大婚帝后的朝服畫像、首飾、妝奩器物、婚儀用品。另外展覽以《載湉大婚典禮全圖冊》為主線介紹整個清皇帝大婚的過程。

程序上,皇帝先選秀女,決定了結婚的對象。同時需獲皇太后同意婚事。


之後便進行納釆禮,由男家(皇帝)向女家送上薄禮。






接著是大徵禮,表明男女雙方婚事已成,男方(皇帝)向女家送上大量金錢及禮物作補償。女家會設宴宴請親友。


皇帝過大禮的內容

冊立皇后便要進行冊立禮(授予皇后金冊及金寶的儀式)。皇帝要派遣官員告祭於天地、太廟、奉先殿。皇帝亦向太后行禮,告知將要迎聚新娘。皇帝到太和殿閱視金冊及金寶。再命使節奉迎皇后。皇帝在乾清宮等候皇后到來。











皇家安排皇后嫁妝並送到皇宮。准皇后即進行奉迎禮,即皇后坐鳳輿入宮。鳳輿早放有御筆的「龍」字。光緒身皇后的「龍」字由慈禧太后所寫。


















皇后身穿龍鳳同合袍。由於是深夜進行,隨行的人手持宮燈而沿路亦掛滿燈籠。皇后入宮後到乾清宮拿內有金銀財寶的寶瓶,跨火盆,再改乘孔雀頂轎到坤寧宮東暖閣,迎禮皇后禮節結束。怏到天亮,皇帝皇后先行坐帳禮。皇帝揭去皇后的蓋頭,再一起吃半生熟的餃子,寓意多生子嗣。皇后卸去龍鳳同合袍,重新梳妝及穿上朝服,頸帶朝珠、領約。到晚上酉時(約5-7時) 皇帝皇后坐在床上行合巹禮。結髮的待衛夫婦在門外用滿語唱《交祝歌》。當晚還要吃長壽麵,寓意白頭偕老。

婚禮後先是廟見禮,即皇帝皇后洞房後到宗廟祭祀。皇后在吉日朝見太后,行三跪三叩禮,稱為朝見禮。之後進行慶賀禮。由於在光緒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光緒皇亦只是臣兒。他要與大臣先朝見慈禧太后,才在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進表慶賀。皇帝頒召宣示天下。最後是皇帝設宴請皇后父親、王公、大臣、百官及外國來使,稱為筵宴禮。


《載湉大婚典禮全圖冊》第八冊〈賜宴圖〉




2017年3月1日 星期三

《建州三衛最高首領在阿哈出與猛哥鐵木兒家族中傳承世系》



王冬芳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所


阿哈出與猛哥帖木兒于永樂元年和三年分別接受明朝招撫,成為建州衛的兩個指揮使。以後指揮使升級為都督,這個最高首領在其家族中傳承,追尋傳承情況,並從中尋找努爾哈赤先祖的蹤跡是本文的目的。

有關建州衛的傳承問題,《明實錄》給了最準確的記載,如:“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阿哈出為指揮使,余為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明成祖實錄 》卷25辛醜條 ) 《明英宗實錄 》卷89)並賜名李誠善。又經阿哈出推薦猛哥帖木兒得到明朝招撫並賜指揮使職。一個衛所兩個最高指揮官,當然各統其眾。永樂中期,明朝改變建制,分出建州左衛再後來又分出建州右衛。以下為了節省編幅,不一一摘錄《明實錄》的相關記載,筆者作了一個表,希望能給大家一個更直觀的印象。

衛名
建州衛
建州左衛
建州右衛

姓名
阿哈出
猛哥帖木兒
凡察

職務(最高)
指揮使
左都督
都督同知

任職年限
永樂元年至七年
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
宣德八年至景泰元年



萬戶揮厚子
猛哥帖木兒同母異父弟

姓名
 釋家奴
董山
納朗哈

職務(最高)
 都指揮僉事
右都督
右都督

任職年限
永樂八年至宣德元年
正統三年至成化四年
景泰二年至成化四年

血緣關係
阿哈出子
猛哥帖木兒子
凡察孫


姓名
李滿住   李古納哈
脫羅
卜哈禿
職務
都督同知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都督
任職年限
宣德元年至成化三年;景泰六年至成化三年
成化 五年至正德元年
成化六年至正德二年
血緣關係
 釋家奴子   李滿住子
董山子
凡察子

姓名
完者禿
脫原保
剌哈
職務
都督
都督僉事
都督僉事
任職年限
成化五年至弘治十三年
正德元年至嘉靖二年
成化十四年約至二十三年
血緣關係
李滿住孫
脫羅子
凡察子
姓名  職務
弗剌答    都督僉事


任職時間與血緣關係
弘治十三年至十四年  完者禿子



姓名
童子
職務
建州衛都督僉事
任職年限
正德四年至嘉靖二年
血緣關係
弗剌答子
從上表看到世系傳承情況:

· 建州衛:阿哈出——子 釋家奴——自 李滿住——孫 完者禿——子 弗剌答——子 童子。一共傳承121年

· 建州左衛:猛哥帖木兒——弟凡察——子 董山——子 脫羅——子 脫羅——子 脫原保 一共傳承119年

  建州右衛:凡察——子 納朗哈——子 卜哈禿——子 剌哈.一共傳承83年

· 從以上的傳承中,我們找不到努爾哈赤及其祖先的蹤影,也就是說努爾哈赤家族與上三個家族沒關係。



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作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主編:王小紅 關孝廉
出版社:嶽麓書社
出版年:2011
頁數:15168
定價:15000元
ISBN:9787807613701


  寄信檔是寄信上諭檔的簡稱,由軍機大臣撰擬,經皇帝審閱後以軍機大臣之名通過寄信方式發出的上諭叫做寄信上諭,此種上諭發出之前,軍機處也都抄寫存檔,按一定的厚度裝訂成冊,稱為寄信上諭檔,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因其文字為滿文,史學界很少利用過這部分檔案。 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了翻譯並付梓,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主編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王小紅、關孝廉。編譯人員包括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從翻譯人員的配置上來看,可謂彙集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其翻譯精審,品質上乘。


  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近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即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漢語譯文,譯文採取。第一冊書首有戴逸先生的《總序》、杜家驥教授的《序》與王小紅研究館員的《前言》。《總序》從宏觀上說明了清史文獻叢刊與檔案叢刊的珍貴價值,《序》與《前言》則對這一重要檔案史料的內容與價值進行了精要的總結與評價。


  眾所周知,檔案史料因其原始性、客觀性與珍稀性,在歷史研究中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是其他種類史料無法替代的。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價值很高且稀見的檔案史料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寄信上諭專檔,具有與漢文寄信上諭不相重複的特點。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大部分內容從未公佈於世,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載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為《清高宗實錄》、《乾隆朝上諭檔》、官修乾隆朝各《方略》等書所不載。而且,在修纂《實錄》、《方略》等書時,因修纂者的立場及篇幅的限制,會對所使用的檔案進行刪改和曲解,但寄信上諭是在處理具體事務的過程中寫成的,是在公務活動中自然形成的,原始性與真實性是其本身特質,其成文後也未再遭人為的刪改,因此是可以保存很多歷史事實的。此外,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這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寄信檔不但史料價值極其珍貴,而且內容也非常豐富,涉及了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以邊疆事務、軍務、民族宗教事務與外交事務居多,其內容反映了清政府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政策與方式方法。通過這四千餘件寄信上諭,既可以明瞭乾隆時期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真實過程、各項重要事務的最後決策及處理情況,又有助於瞭解乾隆帝本人的為政理念、統治策略、個性特徵,還可以窺知當時的社會風俗、生態環境,誠為深入研究這段歷史最真實、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寄信檔的內容充分反映了時代背景。乾隆朝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了國家的重要政務。寄信檔中的大部分內容,正是發給西北、西南、東北地區軍政長官(如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東三省將軍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的寄信上諭。這部分反映東北、西北、西南地區邊疆、民族事務的寄信上諭,很多在內容上非常具體細緻,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的邊疆、民族問題提供了大量翔實的資料。此外,從寄信對象來看,很多是乾隆朝重臣,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福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等;有些是皇族,如允祿、允祁、弘曕、如松、永瑢、綿恩、綿德等;有些是重要的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如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由此亦可窺知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在這些上諭中,乾隆帝給邊疆大臣授以機宜,充分體現了乾隆帝的意志,反映了清代統治者治理邊疆地區、解決民族關係的指導思想、政策與方法。


  寄信檔對乾隆朝發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均有涉及,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更是有著系統而翔實的記載,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亦可補充漢文史料之闕誤。此外,寄信檔對皇族事務、乾隆出巡、吏治、民生、旗務、文字獄等問題也有所反映。


  綜上所述,本書為研究清代乾隆時期的政治史、民族史、軍事史、外交史、經濟史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新穎而翔實的參考資料,必將會推動清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附主編簡介:

王小紅, 又名王小虹,女,漢族。北京人。1975年進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工作,在故宮博物院滿文幹部培訓班學習三年。大學本科學歷。現為研究館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組組長。清史工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專案主持人。曾參加《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主持並審校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一書。2000年——2003年,于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滿文文史班擔任滿語文的教學工作。主要論文有:《滿文檔案漢譯淺說》、《淺析滿語“be”字在句子中的作用及其漢譯方法》、《 談談滿語“ci”字的動詞尾碼 》、《清代琿春衙門檔案概述》等。


  關孝廉,男,錫伯族。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人。1961年考人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滿文班,1966年畢業。1968年進人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工作。曾任研究館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組組長、滿文部副主任。1999年,榮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01年年底退休。曾參加翻譯審校《滿文老檔》、《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主持並翻譯了《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主要論文有:《論〈滿文老檔〉》、《〈滿文老檔〉原本與重抄本比較研究》、《清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芻議》、《再論奏摺起源及其特點》、《繳回朱批起源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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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前言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統治階級以滿族貴族為主體。有清一代,以滿文文字形成的清代中央和地方機構的檔案史料,數量甚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約1000萬件,其中滿文檔案約占五分之一,滿文寄信檔乃是其中一種。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


  上諭,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又稱作諭旨,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代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便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的存在,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詳實的清帝上諭,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清代皇帝的上諭,從文字上,一般分為漢文上諭和滿文上諭兩種。有關漢文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已經出版了漢文《上諭檔》,並對漢文上諭進行了詳細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清代皇帝頒發的滿文上諭,總體上分為朝政和宮廷兩個方面。凡事涉宮廷事務者,傳交總管宮禁事務的衙門——內務府辦理,內務府將諭旨抄錄存案,形成了內務府衙門的滿文《上傳檔》[1]。凡事關朝廷政務者,在軍機處設立之前,一般交內閣頒發,內閣將諭旨抄存,形成了內閣的滿文《上諭檔》[2]。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清順治、康熙時期的內閣上諭檔簿,僅有漢文的《諭祭檔》和《上諭簿》數冊,而未發現以滿文書寫的上諭專檔,其滿文上諭,均載於編年體檔冊——《內國史院檔》和滿文《起居注》中。內閣滿文《上諭檔》真正大量的形成,始于雍正元年。雍正七年(一說八年),軍機處設立,軍機大臣掌書諭旨,軍機處為了存案備查,將上諭原件於發交之前,均抄錄一份備存,因而形成了軍機處之滿文《上諭檔》[3]。故清代自雍正元年以後,皇帝頒降的滿文上諭,主要有三個管道,即發交內務府、內閣或軍機處,因而形成了以此三個衙署為主抄存的上諭檔簿[4]。同時兼有其他各衙門抄存的上諭檔簿。


  滿文《寄信檔》,乃自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別立者。軍機處滿文《上諭檔》,自最初雍正八年之簿冊始,至乾隆二十五年止,均按朝年分成”軍務”[5]和”尋常”[6]兩種檔簿。其”軍務”檔冊中,主要載錄了有關西北用兵、蒙藏與東北事務等方面的諭旨;”尋常”簿冊主要載錄了發交內閣宣示中外和一般日常事務的諭旨,如有關祭祀、謁陵、蠲賑、高級官員的任免等。在雍正時期的”軍務”上諭檔冊中,已出現皇帝令將諭旨寄信給某某人的上諭,且軍機處在記錄此類諭旨的發交時,也寫明是寫信寄送。如《軍機處滿文上諭檔》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之上諭後,記錄了”將此寫信,於初五日發送德成、馮允中一份,發送達鼐、眾佛保一份。[7]“。由此說明,在雍正時期,已經出現了以寄信的形式頒發的上諭,只是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尚未形成。乾隆七年,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初現,但尚不規範,至乾隆十三年,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基本確立[8]。其不但與以往的上諭在文書形式上有了明顯的區別,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寄信上諭在”軍務”檔簿中逐漸成為了多數,佔據了主要部分。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底,這種寄信上諭,仍載錄於《上諭檔》的”軍務”簿冊中。


  自乾隆二十六年始,軍機處另立滿文《寄信檔》[9],專門抄載寄信上諭,原有的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的”軍務”簿冊,至此終止。而此時的滿文《上諭檔》,僅剩下以往的”尋常”簿冊的上諭,其封面的滿文副題仍為an i jergi dangse(即”尋常檔簿”),但加有”明發”字樣的漢字標籤,表明”尋常”簿冊的上諭,即為”明發上諭”。從此以後,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簿,即為《寄信檔》與《上諭檔·明發》兩種檔簿並存,滿文《寄信檔》存至同治八年,滿文《上諭檔》直至宣統二年。”明發上諭”系由內閣頒降宣示中外的明發諭旨;”寄信上諭”系軍機大臣奉旨以寄信的方式,密諭或速諭臣工的上諭,因其寄自內廷,又稱作”廷寄”,具有機密不宜公開的性質,乃當時不曾宣示中外的諭旨。


  清代的寄信上諭檔也有滿漢文字之分。滿文寄信檔與漢文寄信檔相比,具有以下特點:

一、 滿文寄信上諭檔與滿文上諭檔及其他滿文檔案一樣,具有與漢文寄信上諭不相重複的特點。

  有清一代,對全國的行政管理,主要劃分為三個區域:一是所謂”直省”,即十八行省,作為一般行政區,基本依照明朝之設,另派滿洲八旗駐防要衝;二是將京師及滿洲”發祥地”東北地區作為特別行政區域;三是將西北部包括新疆、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少數民族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域,分別進行管理。一般直省之督撫大員,滿漢官皆有,漢官向皇上奏報各事及皇帝下發的上諭多使用漢文,形成了數量龐大的漢文檔案;滿族督撫大員及八旗駐防之滿員,他們與清帝之間上行下頒之文書多使用滿文,而地屬特別行政區域的東北、西北地方,則任用滿蒙官員執政,他們上報之奏疏及皇帝下發的諭旨多使用滿文,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滿文檔案。故清代的滿漢兩種文字的文書檔案,從不同方面分別反映了清時期內地各省、東北、西北邊疆三大區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狀況,它們分別而錄,互不重合,對於研究清代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歷史,都是珍貴的原始史料,它們相互彌補,不可或缺,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滿文檔案,系以清朝之”國語”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其不但事涉內地各省及東北、西北邊疆地區,更載錄了清朝宮廷之密事,尤為史料之瑰寶。而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明瞭諸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又有助於窺見清朝皇帝治政之心術,是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其不但是對漢文寄信上諭的補充,且價值亦非漢文寄信上諭可比。


二、 滿文寄信上諭文書格式仿自漢文寄信上諭,而又略有不同。

  據《簷曝雜記》卷一載,辦理軍機處廷寄諭旨始自雍正年間,其格式為張廷玉所奏定。就本館所藏檔案而言,漢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始見於雍正六年正月[10],其式:文首為”大學士某氏、某官銜某氏字寄某官銜某氏,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文尾為”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不論是寄信者還是收信者,都要寫明官銜姓氏。此種寄信上諭的形式一直沿用至嘉慶四年,自嘉慶五年始,文尾形式未變,文首均改為”軍機大臣字寄某官銜某氏”。[11]


  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也仿漢文寄信上諭之式。只是自乾隆七年滿文寄信上諭格式初現,及至乾隆十三年前,凡寄信大臣及收信之人,官銜外有書姓氏者,亦有不書姓氏者。自乾隆十三年後,寄信大臣只書官銜爵位,不書姓氏;收信者除偶書姓名者外,一般多隻書官銜,不書姓名。其格式,文首為: aniya…biyai…de, aliha bithei da·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tondo baturu g’ung ni bithe, …de jasiha. …aniya …biyai …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大學士兼某官銜爵位,字寄某官職者[12],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寄信上諭的文尾為:sehebe gingg’uleme dahafi·erei jalin jasiha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13]寄信上諭的這種特殊的文書格式,與文首為…aniya…biyai…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文尾為sehe(欽此)的明發上諭文書有很大的區別,極易辨別。


  軍機處頒發寄信上諭,根據接奉上諭官員之官職的高低,又分別使用”寄信”(或字寄)和”傳諭”二種詞語。據《樞垣紀略》卷十三載:”寄信,外間謂之廷寄。其式:行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將軍、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大臣、總督、巡撫、學政,曰軍機大臣字寄;其行鹽政、關差、藩臬,曰軍機大臣傳諭”。這在滿文寄信上諭中也有反映,”寄信(或字寄)”使用jasiha,”傳諭”使用afame unggiha 。


三、 滿文寄信檔與漢文寄信檔相比,抄載的內容更多、更完整。

  凡寄信上諭,經軍機大臣擬旨,皇帝審定批准後,由軍機處繕寫封發,並抄存備案。漢文寄信檔只抄錄寄信上諭。而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尚記載了寄信上諭的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是如何送交接奉之人的。此乃漢文寄信檔中所無載者。歸結起來,滿文寄信檔的發交之情大致有以下四種:①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兵部釘封,並視事之緩急,分別命以馬上飛遞,或晝夜限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緊驛遞。②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內廷,封入接收官員賞用之匣子、或以夾板送發。③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內奏事[14],轉交齎折之人帶回。④軍機處傳交京城衙署官員。此寄信檔中所載寄信上諭的發交之情,較《樞垣記略》所載更為詳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我們從中擇取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朝之滿文寄信檔雖自乾隆二十六年起從《上諭檔》中分出另立,形成系統的寄信上諭專檔,但在二十六年以前,尚有一冊集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寄信上諭的檔簿,題為《密寄檔》[15],此次出版,我們也予以收錄。故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


  乾隆朝是清朝國力鼎盛時期,更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而這一切,均與當朝的最高統治者乾隆帝孜孜求治、運籌帷幄有著直接的關係。乾隆帝在位期間,頒降諭旨萬千,影響歷史進程,推動歷史發展。滿文寄信上諭則是乾隆帝以另外一種形式頒降的諭旨,它秘而不宣,暗中操縱,乃從另一個側面更加真實地反映了乾隆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揭示了歷史事件走向的原委。《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大多反映了當時西北邊疆以及東北等地政治、軍事、民族、外交等諸多方面的史實,即便在清朝,亦系未曾全部漢譯的諭旨。清代為修方略,曾經擇選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清實錄》中所採用者,亦未過於此,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此次,我們將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全部漢譯出版,這對於已經出版的《乾隆朝上諭檔》(漢文),無疑是一重要補充。且滿文寄信上諭所涵蓋的豐富內容,為清代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軍事史、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穎的史料,從而將進一步推動清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目前我國能夠從事滿文檔案翻譯的人員奇缺。此次參加《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編譯審校的人員,彙集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的翻譯非同一般,其涉及的內容豐富龐雜,時間跨度大,查證釋疑難,費時費力,但參加編譯審校的同志克服困難,齊心協力,終於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長期致力於滿文檔案工作的中老年同志,不圖名,不圖利,默默奉獻,甘為人梯,以其長期積累的檔案工作的豐富知識與經驗,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最終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援。


  參加《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專案人員的具體分工如下。滿文翻譯部分:關孝廉翻譯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檔,趙玉梅翻譯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五十二年一月至七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文件,王小紅翻譯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六十年的檔,張鳳良翻譯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四十九年的檔,張莉翻譯五十年的文件,李剛翻譯五十一年的檔,李陽翻譯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的檔。譯文審校部分:王小紅審校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檔,趙玉梅審校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一月至五月二十日的檔,關精明審校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檔,張莉審校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七月,五十三年的文件。全書通審:王小紅通審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的檔,趙玉梅通審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五十二年至六十年的檔。滿文掃描、漢文排版編制目錄等編務工作部分:李剛負責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四十年至四十九年,五十一年,五十四年至六十年的檔,李陽負責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二至五十三年的文件。


  本書在編譯出版過程中,承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邢永福、鄒愛蓮同志,副館長馮伯群同志,滿文部主任屈六生、吳元豐同志的大力支持,館網路中心的蘇文英、王濤等同志,技術部修復組的楊軍、張亮同志及保管利用組的同志們,也給予了大力協助。在此,我們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此外,本書的編輯、岳麓書社的胡寶亮先生,以其歷史方面的豐富學識和嚴肅、認真、精細的工作態度,為本書最終的出版發行作出了貢獻,在此我們表示真誠的感謝。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是我們翻譯出版的第一部清代滿文上諭。乾隆帝知識廣博,熟通經史,文學功底深厚;代擬寄信上諭之大臣,亦系文章卓越、嫻於文字之輩。其上諭之文采,遠非我們所能如實再現,兼之我們對歷史研究不夠深入,在翻譯中錯誤和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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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傳檔》封面滿文題名為wasimbuha hese be ejehe dangse。


  [2] 內閣滿文《上諭檔》封面右上方,以漢字題名為”上諭檔”,中間書寫漢字之朝、年,按春夏秋冬四季編排,而內容俱為以滿文書寫的上諭,按月日排序抄載。此內閣《滿文上諭檔》,自雍正元年始,至嘉慶八年止。


  [3] 軍機處上諭檔,封面滿文題名為dergi hesei dangse。


  [4] 軍機處設立後,內閣滿文《上諭檔》與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並存。但此時的內閣滿文《上諭檔》,多為抄載軍機處發交之諭旨,也有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所未載者。


  [5] 滿文為coohai nashūn i baita(軍機事務)。


  [6] 滿文為an i jergi baita(尋常事務)。


  [7] 滿文為erebe jasigan arafi , ice sunja de deceng , fung yun jung de emu bithe danai ungfoboo de emu bitehe unggihe .


  [8] 此與乾隆十二年欽定新清語有關。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奉旨:”清語乃我朝根本要務。近見清語中雜以漢語,語熟成風,遂將可以翻清者亦仍用漢語,而書於奏章者往往有之,朕隨所見即為更正,複派大臣詳查更正。即如部院名內,內閣各部俱翻作清語,或未經翻譯仍用漢語書寫者尚多。況宗人府、通政司等衙門,並非不可翻譯者,蓋因從前未甚詳查,以致因循忽略。宗人府者翻為管理宗室衙門,其餘衙門司分內或因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必用漢語無庸更改外,其尚可取意翻清者著滿洲大學士會同部院滿洲大臣翻譯具奏。欽此。”此後滿文圖書檔案便出現了大規模的更定。


  [9] 《寄信檔》的滿文為 hesei jasigan dangse。


  [10] 《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一)。


  [11] 《樞垣記略》只是記錄了嘉慶朝以後的文書格式,雍正、乾隆時期的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未述。


  [12] 按照原文,應譯為”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忠勇公之書,寄信給某官職者”,在此採用了漢文寄信上諭的表述方式。


  [13] 按照原文,應譯為”欽此。欽遵。為此寄信。”在此採用了漢文寄信上諭的表述方式。


  [14] 見《樞垣記略》卷十三《規制一》。

  [15] 原滿文題為narhū?ame jasiha dangse。